周恩来与叶挺为啥感情深,张云逸传

  张云逸将军是民主革命老战士,和国民党不少高级将领有旧,例如薛岳,就是他小时候坐在一张课桌旁多年的同班同学。因此,当国共达成合作抗日协议的时候,党中央就派陈毅同志和他分头到南方八省联络我党游击部队,下山整编为新四军。陈毅同志负责湘鄂赣各省,张云逸同志负责闽浙粤诸省。在奔走联络过程中,他们都随时与中央取得联系,汇报情况,接受指示。

为了调解项英和叶挺之间的关系,周恩来向新四军高级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叶挺工作安排的重要指示。他就叶挺与项英的关系问题批评了项英,认为项英应承担主要的责任。他说,广州起义失败后,党内出现极“左”思想,个别人实行惩办主义,处分叶挺等一批领导同志是不对的,这个错误做法很快就被党中央纠正了。叶挺在那以后脱离了党,但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党内的苛刻责难和对他的冷落。尽管这样,叶挺脱党十年,政治上一直是好的,他的心始终向着我们这边。现在全国抗战,他通过参加抗日接续他的革命生涯,并以他的资望和影响,在国共两党之间发挥极其重要的、别人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决不能因为他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就不信任他。中央认为叶挺作党外人士是暂时的,这对国共合作更为有利,如果不是考虑这一点,他的党籍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

  他原担心此去李宗仁、白崇禧的态度如不积极,将费一番唇舌。谁知下飞机一看,白崇禧竟亲自恭候于前,南宁各界人士杨旗鸣号欢呼于后,旗上大书:“热烈欢迎共产党代表莅桂!”声势煊赫,气氛热烈,实出意外。

叶挺和贺龙、朱德、刘伯承,是这次起义的四员战将。贺龙为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刘伯承为参谋长。由于叶挺和贺龙是起义的直接指挥者,身为前委书记的周恩来,便以主要的精力和时间,就起义的种种问题,与他们两人进行磋商。叶挺虽然对于起义的发展前景有所疑虑,但他深知,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举起屠刀残杀革命人民的今天,中国共产党除了诉诸武力反抗,已别无选择。同时,他也明白,由于他在党的军事工作中所处的地位,挺身而出,承担这一历史任务,更是责无旁贷。因而,当周恩来与他交谈时,他明确地表示:坚决执行党的决定,竭尽全力,完成使命!

  张云逸将军是海南岛文昌县人。16岁(1908年)入广州黄埔陆军小学,旋秘密参加同盟会。1911年初夏离开陆军小学,投身民主革命。前一年,孙中山与黄兴、赵声等在槟榔屿议定辛亥广州起义计划,会后由黄、赵在香港组成统筹部,派人至新军、巡防营和会党中活动,并向海外募集经费。选骨干800人组成先锋队(敢死队),在广州设立秘密机关30余处。时张云逸年方十九,即踊跃担任革命军炸弹队队长。因事泄,清两广总督张鸣歧严加戒备,被迫改变计划。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敢死队攻入两广总督衙门,与清军展开巷战。起义军奋战一昼夜,终因寡不敌众,死伤过多,被迫退却。喻培伦、林时爽、方声洞、李文甫、林觉民、徐广滔等100多人,英勇牺牲。

拥有2000人的叶挺独立团在这次千里远征中一直充当前锋,所向披靡,在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两次战斗中获胜,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至武昌大战时,“铁军”之称更是声名大振,叶挺也被誉为“北伐名将”。

  张云逸分析了上述情况,两次致电中央。得中央指示后,坦率向李、白说明:只有以抗日的行动,与蒋介石比进步,才能生存发展,如以军阀政策与蒋比高低,只有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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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将军曾幽默地对我说:“如果那时我不出去买菜,就将是‘黄花岗七十三烈士’了。”

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2万余人,举行南昌起义。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城内的敌人全部被肃清,共歼守敌3000余人,缴枪5000多支,子弹70多万发。整个南昌城被起义军占领。

  张云逸化装成华侨阔佬,通过国民党军界上层人物的关系,平安到达澳门,并按党中央告知的地址,顺利地找到了叶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们在广州就相识。张云逸的到来,对苦闷的叶挺来说,不啻大旱之遇云霓。张云逸详细向他介绍了十年来的情况,以及大敌当前,党中央适时实行战略转变,与国民党合作抗日。考虑到军长必须是国共两党均能接受的合适人选,党中央决定请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叶挺来担任。张云逸随即出示了党中央的的敦请叶挺的电报。叶挺接电看后,激动不已,神情昂奋,立即表示决不辜负共产党对自己的信任。于是马上束装就道,接受中央指示,奔赴上海,与周恩来同志会见。从此结束了他10年幽居的历史,重新开始了叱咤风云的革命生涯,张云逸从澳门回来后,继续执行他联络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的任务,促成了新四军的组建。

这个团是在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军事部长周恩来的主持下,精心筹建起来的一支革命武装。1924年11月,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时,中共广东区委征得孙中山的同意,由区委军事部长兼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主持,抽调第一期毕业生徐成章、周士第、赵自选等党员军事干部,另从区委机关抽调了廖乾吾,组织了一支“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铁甲车队以徐成章、周士第为正副队长,廖乾吾为党代表。三十四团,正是广东区党委在铁甲车队的基础上筹建起来的。

  这里仅凭记忆,记叙张将军几则鲜为人知的轶事,以纪念他轰轰烈烈的一生。

起义的作战方案是刘伯承起草的,周恩来看过后拿给贺龙和叶挺过目。叶挺看过这个计划,觉得各种安排十分周密,便什么也没说,将原件退了回去。那时几位将领初次合作,互相都不大了解。刘伯承不明白叶挺为什么一言不发,不置可否,便去询问周恩来。周恩来听罢,笑着说:“哈哈,这就是叶挺嘛!他不做声,就是同意;如果他有意见,就会跳起来和你争论的。这是叶挺的风格。”

  张云逸将军在北伐时曾任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与国民党军许多将领有旧。1937年5月,党中央就派他从延安到香港,在华南进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抵港后,他先派人同李宗仁手下的刘仲容联系,请他为之先容。6月上旬,即辗转乘飞机抵南宁。

李立三把持通过的这个决议,后来并未获准实施。原因是:中央接到他的报告后,认为这种做法不妥。在中央常委会议上,周恩来多次就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他分析广州起义前的具体情况,认为这次起义是必需的。他说:这样的批评,一是批评的人没有在广州,没有深深地想想暴动时的困难;二是因退却时通知不周而造成许多人牺牲,就从根本上说暴动不好,这两种精神都不好。他明确地表示:“这种指导的影响是很坏的,对这次同志的严厉的处罚是不对的。”他还说:一个事变以后,对它的批评一定要同时注意到它的价值。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前往香港重新处理这件事情。

  自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共产党一直被追捕残杀。现在李、白发动如此盛大的欢迎,张云逸立即意识到:固然有人心倾向团结抗日的因素,也显然是李、白在故意张扬其事,是对蒋介石表示的一种姿态,以便讨价还价。果然,后来从刘仲容那儿了解到:李、白和陈济堂曾于前一年(1936年)掀起反蒋、抗日的“六一”运动,遭到蒋介石的围攻,直到9月才和平解决。从此蒋介石施展故伎,分化桂系,扩展其在桂势力的活动,益发加剧。对张云逸此次来桂,李、白专门召开高级会议,决定接受共产党巩固国内和平、团结抗战的主张,并且以此要胁蒋介石。

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派李立三到香港,参加广东省委扩大会议,全面检查广州起义问题。李立三独断专行,把起义说得一无是处,完全抹杀了参加起义的同志们的革命热情和大无畏的英勇献身精神。他指责这次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省委领导犯了军事投机和盲动主义的错误,在关键时刻动摇,对起义指挥不力等等。他把持会议,通过了《省委对于广州暴动决议案》。在《决议案》的政治纪律一节中,叶挺被列为第七个受处分的人。

  敦请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

周恩来恳切地对项英说,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都很重视叶挺的政治风范和军事才干,希望你能和他搞好关系,合作抗日。

  可就在这之前,张云逸还为组建新四军完成了一件特殊的任务。一天,他突然接到中央电令,要他立刻去澳门,邀请叶挺同志出来担任新四军军长。叶挺自从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到潮汕,在三河坝地区遭到失败以后,就离开部队,避居澳门,一住10年,但仍一直注视着时局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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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党对杨虎城的最后敦劝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和叶挺到达云岭。

  在盛大的欢迎后面

叶挺从广东到重庆后,与周恩来作过几次交谈。交谈中,周恩来把党中央希望叶挺留在华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意见,再次面告叶挺。叶挺表示愿意顾全大局,但他仍有种种顾虑,对重回皖南军部,表示消极。他对周恩来表示因自己非党员,工作困难,大家信任差。如加入党,则只有往八路军;因在新四军,蒋会怀疑他。他问周恩来,可不可以让他到八路军去直接带兵打仗,如可以,不论到哪个师,担任何种职务,他都愿意。周恩来坚持认为华中重要,而且经过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职务,不好随意变动。同时他告诉叶挺,党中央同意新四军委员会改由叶挺任正职,项英为副职,军事工作多交叶挺办理,项英实际为政委,并在全军再次进行教育,确立叶挺的军长权力。周恩来推心置腹的几次谈话,使叶挺深受感动,终于表示愿听从党的指示,回新四军工作。周恩来高兴地握着叶挺的手说:“到时候我们一起动身,我送你回皖南。”

  险为黄花岗烈士

周恩来着重强调了“要多打胜仗”。他说,现在有些国民革命军部队对北伐战争仍然存有种种顾虑,都不愿意派部队先出去,只要你们打了胜仗,他们就会跟上来。

我在解放军总政治部《星火燎原》编辑部工作期间,曾替已故张云逸大将代笔过几篇文章。1964年冬,为了进一步修订《百色起义与红七军》及《一次重大的失策》两篇文章,也为了搜集更多的素材,我随张老来到广西南宁,住在东郊的一座宾馆里。张老曾多次邀请当年的老战友来此聚会,并带我去各处拜访红七军老战士。因为和张老住在一起,闲谈的机会多,话题有时就不完全局限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想到什么就谈什么。有时是在散步,有时是在车中,因此,许多材料只是事后凭记忆写下来,加之他一口海南官话,听不很清楚,往往只能记个梗概。可惜“文革”,期间,我这些宝贵记录本被抄劫一空,至今思之犹觉痛心。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1937年10月12日,新四军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新四军实行党委负责制,各项工作都是通过党的组织系统贯彻执行,叶挺不是党委领导成员,有时新四军军分会开会,叶挺不能参加,这不免使他心存疑虑。再加上由于蒋介石、顾祝同的限制和刁难,第三战区每月发给新四军的军费,仅相当于国民党一个丙等师的供给标准,叶挺常为“饷款不济,军食不足,军装不备,弹药不充,枪械不补”而苦恼。

  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都因对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及其阴鸷险毒的秉性,认识不足,均思以诚待他,或可感化,结果适遭其害。共产党有见及此,均曾谆谆劝诫,而不被接受,致成憾事。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登机去南京,以示“兵谏”之诚意(国民党说成是“负荆请罪’),事前未和当时在西安的我党代表周恩来商量,终致囚居终生,这已是众所周知,而对杨虎城,我党也曾作过最后诤劝,这却鲜为人知。

既然是一支由广东区党委直接领导和指挥的革命队伍,就要选一位在党内、军内有影响有才干的人来担任团长。

  接着,白崇禧前导,请他登车。却是敞篷汽车。白请他居中站立,自已则毕恭毕敬侧身一旁,径向南宁市中驶去。街道两旁已预有布置,学校、机关、人民团体列队挥旗,鞭炮齐鸣,不断高喊“热烈欢迎共产党代表!”的口号。到人群稠密处,白崇禧干脆请张云逸下车,携着他的手,面露笑容,缓步通过,时而举起相握的手,向欢呼的人群致意。

  后来,广州人民收殓烈士遗骸,得72具,葬于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次起义,也称“辛亥广州起义”,震动全国,不久即爆发了武昌起义。

由于这诸多因素的影响,叶挺产生了离开新四军的念头。1938年10月下旬,他离开云岭回到广东,接受东江游击指挥的任命,决心参加家乡的抗日游击战争。蒋介石得知此事,既害怕又生气,因为他担心共产党在华南又建立一支新四军,严令立即撤销这项任命,让叶挺离开东江。中共中央也认为叶挺不应留在广东,因为华中的战略地位比华南更重要,叶挺在华中比在华南发挥的作用更大;而且叶挺如果不回新四军,势必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从而影响国共两党的统战关系。1939年1月8日,周恩来在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文中提议:叶挺仍回新四军,解决的原则是,“共产党的领导必须确定,工作关系必须改变,新四军委员会可以叶正项副,项实际为政委”。1月10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

  原来杨虎城被蒋介石遣送欧洲“考察”,七七事变后,于当年11月下旬,又满怀抗日壮志,匆匆返回祖国,奔赴国难,准备请缨杀敌。路过香港时,张云逸是中共中央驻香港代表,按党中央指示,特别去拜访了他,后又设宴款待。张向他转达了我党中央欢迎他同我们党共筹抗日的意见,并具体建议他直接到武汉会见周恩来同志,然后到延安去。张云逸也向他概述了张学良一片愚忠得到的结果,以及抗战后蒋介石的一些作为,希望他能引鉴前车,洞察其奸,临事慎重,不要再蹈覆辙。无奈杨将军当时对蒋介石的本性,仍然认识不足,以己心度之,以为既然同意合作抗日,何分彼此,如去延安,反授以口实,因而拒绝采纳共产党的建议,率然去见蒋,谁知,蒋介石根本没有等到他来见他,就先下了手。杨虎城从香港来到长沙、南昌,就落入特务头子戴笠之手。从此铁窗冷雨,幽室凄风,长期监禁,直到全国解放前夕,终于全家惨死于蒋介石屠刀之下。

在叶挺的指导下,独立团党支部作出决定:把周恩来这些指示分别在党内和党外、干部和战士中进行普遍的传达讨论,并把它作为从广州出发到湖南行军中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利用行军途中休息和到达宿营地后的时间进行讨论,从而对全团干部战士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当时清军围逼,张云逸身边炸弹已经打光,人员死伤甚众,奉命撤出战斗,但由于道口均被重兵把守,搜捕极严,虽化装亦无法出城。张乃与几个同志隐蔽在一民宅中。翌晨,他独自挎一竹篮上街买菜,其实是探望情况,觅求突围道路。返回时,见清军已入所居民宅,搜捕了全部同志,枪杀于路口。张因身材矮小,相貌敦厚,挎一竹篮掩身于路人中,清军从他身旁啸呼而过,竟未发觉。

1946年4月8日,叶挺被营救出狱后,在乘飞机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4月19日,重庆各界举行追悼叶挺和王若飞、博古、邓发等烈士的大会,有3000多人出席。在追悼会上,周恩来痛哭失声,沉痛地报告遇难诸烈士的生平事迹。同日,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四八烈士永垂不朽》一文,写道:“十天过去了,沉重的十天!沉痛的心,悲愤的泪,残酷的回忆,还有,你们遗留下来的沉重的担子,抑压得我们还只在默默无言中悼念你们。”“二十多年来,成千成万的战友和同志,在共同奋斗中牺牲了,但没有一次像你们死得这样突然,这样意外。突然的袭击,意外的牺牲,使我们更加感觉到这真是无可补偿的损失!”周恩来的这篇悼念文章,句句情真意切,字字感人肺腑!它强烈地表达了周恩来对包括叶挺在内的四八烈士无尽的悼念之情!

  谈判从6月12日开始,26日就达成了纲领草案七条。不久,七七事变就爆发了。

起义军从汕头撤退时,周恩来染上恶性疟疾,发起高烧。叶挺率部掩护周恩来及机关人员突围脱险。到了普宁县城流沙,周恩来的病情更加危重。当时部队被打散,叶挺和聂荣臻始终守在周恩来身边。最后只剩下几个人,路不熟,又不懂当地话,总共只有一支小手枪,连自卫的能力也没有。幸亏随军撤退的汕头地委书记杨石魂担任向导,与叶挺、聂荣臻一起,一直陪伴着时而清醒、时而昏睡的周恩来,先带他们在附近一个小村子里隐蔽了下来,晚上又找来一副担架,把周恩来抬上,转移到陆丰的甲子港。叶挺和聂荣臻、杨石魂一起,陪伴周恩来在陆丰乡下养了半个月的病。但因缺医少药,周恩来的病情总不见好转。大家为此都很着急,便趁着敌人的搜查松动了一些,秘密地找到一条帆船,于10月下旬偷渡出海,护送周恩来到香港就医。这时,聂荣臻已分配新的任务,要到省委军委主持工作。叶挺则得到党的批准,搭船到澳门去,回家探亲。至此,叶挺才依依不舍地与周恩来握手告别。

大革命失败后,为挽救革命,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又发动和领导了广州起义。1927年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广州发动广大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举行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建立了工农兵民主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在华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树起了一面鲜红的旗帜。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最后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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