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ang Shuming有如何作品_梁寿铭是哪个人来的,当代

第41章 现代圣人 梁漱溟

www.55402.com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后以其字行世,广西桂林人。中国现代思想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梁氏原是元朝宗室贴木儿的后裔…

(1893—1988)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后以其字行世,广西桂林人。中国现代思想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一、出世入世间 秉性自浩然

梁氏原是元朝宗室贴木儿的后裔,出身于“世代诗礼仁宦”家庭,早年颇受其父梁济的影响。青年时代又一度崇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影响。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同盟会京津支部,曾热衷于社会主义,著《社会主义粹言》小册子,宣传废除私有财产制。二十岁起潜心于佛学研究,几度自杀未成,经过几年的沉潜反思,重兴追求社会理想的热情,又逐步转向了儒学。1918年,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讲师,后升为教授,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阐发其“东方精神文明论”和新儒家思想,在学术界颇有影响。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1924年,他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菏泽办高中,又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等著作,推行乡村建设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参加抗战活动,曾在重庆北碚办勉仁书院。1940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同盟”,次年赴香港办《光明报》,为“民盟”言论机关。1946年,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并代表“民盟”参与国共两党的和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四川北上,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955年,由于批评当时的农民政策等,遭到政治批判。以后主要在家从事理论研究,发表了《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等著作。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多高龄的他仍著文和演讲,继续宣传他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思想。

   梁漱溟,名焕鼎。始字寿铭,后又取字肖吾、漱溟,并以漱溟行于世。1893年 10月18日(清光绪十九年九月九日)生于北京一个世宦之家。祖籍广西桂林。远祖 曾是元朝宗室,姓“也先帖木耳”,旅居河南汝阳,明朝建立后,因所居为战国时 梁地,故改汉姓梁。自其曾祖梁宝书时迁居北京,曾祖、祖父均为清朝知州,这种 由北而南,再由南而北的辗转迁徙,使梁氏家族兼具了北方人和南方人的性格与气 质,即既有北方人的豪迈、爽朗、尚侠、仗义,又有南方人的飘逸、洒脱、精明、 干练。这在梁漱溟及其父亲身上表现尤为明显。

梁漱溟的学术思想,他自云是:“中国儒家、西洋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画之根柢”,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他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又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概念以本体论和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意义,认为“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东西文化观上,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国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别。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断定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缺乏“阶级的分野”,因此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以为应该通过恢复“法制礼俗”来巩固社会秩序,并“以农业引导工业的民族复兴”。

   他的父亲梁济,字巨川,40岁时应顺天府乡试中举,曾任清内阁侍读,官至四 品。据梁氏后来回忆说,他父亲虽非天资绝高之人,但秉性笃实、豪迈、精明,意 趣超俗而又满腔热忱,一身侠骨。凡事以“认真”、“务实”一为本。他身当中国 大地风云激荡的年代,痛感外侮日烈,国势日衰,而力主事功之学。认为一切学问 当以富国强邦为本,否则就是无用。基于这种功利主义思想,他痛斥八股、科举之 弊,而极力推崇维新派之变革主张。梁氏一生受其父亲影响很大,他的早年教育就 正反映了他父亲的这种新思想。

梁漱溟的著作除以上所提到的之外,尚有:《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等,今编有八卷本的《梁漱溟全集》。

   梁漱溟的早年教育是与众不同的。在“三纲五常”仍统罩着中国,“父为家君” 仍是中国家庭的最高戒律时,梁济却有意去培养父子间亲切自然关系,注意培养他 们的独立思考能力。而梁济给予梁漱溟的正式学校教育更显出少有的开明与进步。 在别家的孩子照例进私塾,囫囵吞枣于四书五经时,梁漱溟却在北京第一家中西小 学堂里学习ABC和《地球韵言》等。课外读物则是通俗易懂的《启蒙画报》和《京话 日报》等,这对丰富他的知识,培养他洞察社会的能力很有帮助。

   1906年,梁漱溟考入北京顺天中学堂,开始了长达五年半的中学生活,现代著 名学者张申府、汤用彤都是他这时的同学。学校所开科目除国文外,还有英文及数 理化各科。在班上,梁的学习虽不算太好,但却是一位肯独立思考、富有个性的学 生。他在自述中说:“回想我从读小学起一直到现在,似乎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 主动的,无论思想学问作事行为,都不是承受于人的。”(《朝话》)比如他在作 文时,就从不落俗套,喜欢独出心裁,做翻案文章。对此,有的老师非常讨厌,一 位姓王的国文先生就曾愤而写下“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的批语;而有的老 师则非常喜欢、倍加赞赏,一位姓范的国文老师就在惊叹之余,写下了“语不惊人 死不休”的赞语。

   在中学时代,课堂讲授远不能满足他那强烈的求知欲。于是,他把大量精力用 在了课外阅读上。他在中学时的课外读物是得天独厚的,这包括:梁启超主编的 《新民丛报》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大册和《新小说》全年一巨册,《立宪派 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本,以及《国风报》、《民主报》等报纸。他对于这些难得 的资料反复阅读,寝馈其中达三四年。在这些资料中,梁启超那淋漓晓畅、饱含激 情的文风,深邃通彻的思想,有如一股清泉,滋润着梁漱溟的心田。他在后来一篇 纪念梁启超的文章中写道:“我早年是感受任公先生启发甚深之一人”,“至今想 来,我还认为是我的莫大幸福。”而革命派那激进的主张和昂扬的斗志,又如一股 飓风震荡着梁漱溟那敏感的心灵。

   特殊的教育方式和特殊的学习条件,造就了梁漱溟特殊的认知能力。使他很早 就形成了自己对于人生与社会的独特认识。他自己后来说,对人生问题的探究,使 他成为了哲学家,而对社会问题(即中国问题)的探究,又使他成为社会活动家。 其一生行事治学,皆是围绕着这两个问题来展开的。

   1911年,梁漱溟中学毕业,由于正值辛亥革命爆发,便毅然放弃升学机会,到 他早先即加入的同盟会京津支部的机关报《民国报》当记者。整日出入总统府、国 务院、学校、团体与街头巷尾,目睹风云诡谲的政情。1913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 梁因与国民党政见不合,遂离开了报社。

   同他父亲一样,梁漱溟开始亦倾向于立宪派,但不久即转向革命派,并积极投 身于革命运动之中。但是,辛亥革命并未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帝制,国家反而因军阀 割据混战而变得一天比一天糟,这使热心革命的梁漱溟极为失望,并引起了他对人 生感到厌倦和憎恶,渐由一位热心革命的青年转变为一个虔信“人生是苦”的佛教 徒,整日沉迷佛典,醉心佛法。甚至一度悲观厌世,曾两次企图自杀。尽管他后来 出佛入儒,结婚成家,但却终生保持着茹素不荤的习惯。

   1916年,袁世凯帝制失败,梁漱溟也度过了自己的精神危机,经过一番痛苦的 思索,他终于出佛入儒,选定儒学作为自己的哲学信仰。这种思想转变最终在他任 教北大期间完成。

   1917年10月,梁漱溟因《究元决疑论》(发表在《东方杂志》第5、6、7月号上) 而得识于蔡元培,并受蔡之邀到北大担任讲师,主讲印度哲学。他到北大的第一天 就向蔡元培慎重声明:“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他在北 大先后开设了印度哲学概论、儒家哲学、孔学意旨等课程。其讲授深入浅出,说理 透彻,见解精到,常发人之未发,决世人未决之疑,深受学生欢迎。后来成为一代 宗师的冯友兰就是他这时的得意门生。

   在进入北大的第二年,他就开始了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工作。到1920年秋,他 就开始在北大系统地讲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首次运用比较方法学,对中国、西 方、印度三方文化产生的历史渊源,它们各自的哲学根据及它们在人类历史上的地 位,作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析。并在最后大胆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 复兴!

   1921年暑假,梁漱溟应山东省教育厅的邀请在济南讲授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一连讲了40天,最后由陈政、罗常培将记录整理成文,不久即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 版。此书一出,即因其全新的理论视角和独到的见解,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到 1929年,此书即已印行八版,并被翻译成12国文字。此书的出版,把近代以来的中 西文化之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同时,也标志着一种新的治学方向即现代新儒家 哲学的产生。

   1924年夏,梁漱溟为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而辞去北大教席,远赴山东曹州中学 试办高中部,并想以此为基础成立曲阜大学。但不到一年,他又怀着失望的心情回 到北京,先客居清华园,编印其父遗稿。后又与十多位从山东追随而来的学生在什 刹海共住共读,互相敬勉。在这段时间里,形成了梁漱溟独特的教学方式——朝会。 他后来回忆说:每天清晨,天将明未明之时,师生共在月台上团坐。其时疏星残月, 悠悬空际;山河大地,一片寂静;唯间闻更鸡喔喔作啼。身处此境,顿觉心地清明、 精神振奋,且有众睡而我独醒之感,并由此而倍感自身于世人于社会责任之重大。 大家或讲话或沉思反省,尽情地利用这人生最可宝贵的一刹那,抑扬朝气,锤炼心 志。朝会制度从此开始,以后他在山东主办乡村建设研究院时仍坚持不懈,后来还 将朝会所讲辑成《朝话》一书出版。

   1927年5月,梁受友人李济深(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之邀,赴广东任广州政治 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筹办乡治讲习所,并任省立一中校长。在这里,他首次明确 地提出并阐述了自己的乡治理论,主张从乡村自治入手,改造旧中国,建立一个新 中国。简而言之,就是“以农立国”。1930年1月,由他参与筹办的河南村治学院开 学,梁担任教务主任并主讲乡村自治组织等课程。是年暑假,又应邀到北京大学、 燕京大学作题为《中国问题之解决》的讲演。阐述他的“村治主义”。他明确指出: “我眼中的乡治,是看作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的一新方向”,乡村运动的实质就 是一场文化复兴运动。

   1931年,因蒋冯间中原大战。河南村治学院停办。同年1月,受山东省主席韩复 榘之邀,梁漱溟带领部分同仁赴山东筹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并以此为中心,以邹平 县(后增至14县)为基地,广泛地展开了他的“乡村建设实验”。他主张以“乡学” 代替区公所,以“村学”代替乡公所,建立教育和行政合一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 实际上,所谓“乡村建设”就是他的新孔学思想在政治方面的贯彻。

   自1931年至1937年,梁漱溟以一种近乎传教士般的自我牺牲精神,与一批志同 道合者在山东邹平度过了2500多个日日夜夜。在这期间,他还先后写作并出版了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2)、《乡村建设文集》(1934)、《乡村 建设大意》(1936)、《乡村建设理论》(又名《中国民族之前途》,1937)等著 作,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乡村建设的理论及其具体实践方案。他试图通过乡村建设 这一带有宗教意味的群众运动,藉着创造根本的道德共识和精神凝聚,重整业已崩 溃的乡村社区,以达到复兴中国固有的伦理社会结构,挽救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落后 状况的目的。

   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的隆隆炮声中断了他那田园牧歌式的乡建运动。一浪高 过一浪的救亡呼声,使他再也无法沉醉于他那块藉以恢复“圣道”的乐土,而毅然 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开始他长达十余年的为国事奔走的传奇。

   是年8月11日,梁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怎样应付当前的大战》一文,提出 抗战“要实行系统化、民主化、国力化”的观点,并提出了实行战时教育制度改革 的14条具体主张。8月14日,应蒋介石电邀,赴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参议会,共商 国事。山东沦陷后,又亲率山东乡建院之学生两百余人投入军事委员会战干团第一 团,在武昌军训后遂组成军委会政治部直属第三政治大队,开赴山东抗日。1938年 1月,梁漱溟又以“国防参议员”的特殊身份赴延安考察、访问。他访问延安的目的 有两个,一是看共产党转变得如何,二是希望同中共领导人就实现国家进一步的统 一交换意见。在三周时间的考察访问中,延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极苦的 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泼,精神确是发扬……事实上证明,他们是成功的。” 尤其令梁漱溟难忘的是与毛泽东的八次长谈(其中两次竟是通宵!)内容广泛涉及 中国的现实命运与前途及未来新中国的建设问题。谈话气氛极为和谐、融洽,最后 虽未达成完全共识,却坚定了梁氏抗战的信心,加深了对中共的了解,相信中国共 产党反对内战、主张联合抗日是坚决而真诚的。

   1939年2月,梁又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与著名军事家蒋百里一起巡历华北华东各 山地,长达八月之久。途中历经千辛万苦,曾几次与日寇遭遇,险遭不测。在这次 考察中,他痛感国共摩擦严重,深为统一战线内部隐藏的危机而忧虑,尤其是1941 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形势更加严峻,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1年3月1 9日,以梁漱溟、张澜、黄炎培等人为首,秘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 盟”之前身),旨在联合各民主力量,促进国共合作与团结,黄炎培被推为主席, 梁漱溟作为发起人,既是13位中央执行委员之一,也是5个中央常委之一。1941年5 月,梁漱溟受“同盟”委派,克服重重困难,冲破国民党设置的各种关卡,只身一 人远赴香港,在朋友的帮助下,创办了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公开发表了同盟 之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宣传同盟之政治主张。此事令国民党大为恼火,对梁极尽 百般刁难、威胁、利诱,但梁始终不为所动。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 陷,《光明报》才被迫停刊。梁漱溟亦历经艰险,经澳门返回桂林。

   抗战胜利后,梁漱溟二访延安,在国共两党之间斡旋,希望维持国内和平。19 46年,他出任民盟秘书长,参加旧政协,并担负起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调停人之重 任。尽管他多方奔走,尽心竭力,却因国民党多次背信弃义,屡起事端而终未能扭 转政局。梁漱溟痛感和平无望,回天乏术,遂在1946年10月力辞民盟秘书长一职, 并公开宣布退出民盟,离开政治舞台,并申明从此以后对国“只言论,不行动”。 梁漱溟于11月6日离开南京,来到重庆,在他创办的勉仁书院,一面讲学授业,一面 撰写《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冀以我对于老中国之认识,求教于世。”1949年6月, 此书写成并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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